笔下生花的小說 民國風雲人物演義-第254章 大地悲歌看書

民國風雲人物演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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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兴自二次革命失败后,一直在美国,护国讨袁军兴起后,他从美国到了日本,想找机会回国。
袁死后的六月十三日,孙中山发电黄兴,征询其对时局的意见,电曰:“东京黄克强兄鉴:南军举义,多数揭去袁、复《约法》、召国会为目的。袁死,黎能复《约法》,召国会,当息纷争,事建设,以昭信义,固国本。兄见如何?”
黄于十四日复电曰:“中山先生鉴:电敬悉。南方要求恢复《约法》及国会,黎若能诚意实行,以外问题自可迎刃而解。先生来电,主张息纷争,事建设,无任感佩!尚望主持,使国人晓然于吾人之无私无偏,尤所切要。”
和所有善良的国人一样,两位职业革命家也对国家能够走上和平发展之路,充满热望和期待。
黄兴回到了上海不久,民国五年的十月十日突患胃中血管破裂症,吐血数盂晕倒,医生认为他这病是劳瘁过甚所引起的。病中他还接待由四川途经上海去日本的蔡锷,两位元勋身体状况都很差,所谓同病相怜,相互叮咛对方保重。
但在蔡锷赴日后不久,黄兴竟在十月三十一日午后五时三十分与世长辞。
黄兴原名轸,后改名兴,字克强,一字廑午,号庆午、竞武,曾用名李有庆、张守正、冈本、今村长藏。出生在长沙市郊的一个地主家庭,父亲黄筱村是晚清秀才,是北宋分宁双井黄庭坚的后裔。
黄兴幼年时思想受湖南的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的影响很深。光绪十九年(1893年),黄兴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。光绪二十二年(1896年),考中秀才。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,黄兴由长沙湘水校经堂新生,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。
两湖书院在当时是一所比较新式的学堂,课程除经史文学外,还有天文、地理、算学、测量、化学、博物学以及兵操等新学科。
黄兴在校期间,“笃志向学,而于地理一科及体操尤为精勤”。 他还于“课程余闲,悉购西洋革命史及卢梭《民约论》诸书,朝夕盥诵”, 初步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学说。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毕业于武汉两湖书院。
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春,湖广总督张之洞从两湖、经心、江汉三书院选派学生三十多人,赴日本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留学。
黄兴这位两湖书院的优秀毕业生,成为这批留学生中唯一的湘籍学生。是年五月(1902年6月),黄兴抵东京。
黄兴到日本后,很快就被留学生界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所吸引。同年十二月,他与杨笃生、樊锥、蔡锷等创办了《游学译编》杂志,以翻译为主,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、政治学说和革命历史,宣传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。
黄兴为扩大影响,在年底又与蔡锷、张孝准、杨笃生等发起组织“湖南编译社”,大量从事译述,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科学文化。黄兴还支持湖北留学生创办了《湖北学生界》,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。他还领导宏文学院的湘籍学生组成“土曜会”,鼓励挺身杀敌,“从事用兵,以破坏现状为出路。
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,为抗议沙皇俄国侵占.中国东北,黄兴与同学二百余人组织拒俄义勇队(后改为学生军、军国民教育会)。他在拒俄运动中看清了清廷的腐朽与反动,愤慨地指出:“中国大局,破坏已达极点。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,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。”
同年回国。先到上海,与当时《苏报》的主笔章士钊会晤,并结识了沪、宁等地一些人士。
同年十一四日,他邀陈天华、张继、刘揆一、宋教仁、章士钊等人秘密集会,商定创立华兴会,众人公举黄兴为会长。为避免清廷的注意,对外用“华兴公司”的名义,业务是“兴办矿业”。随后联络会党,仪定于次年秋乘慈禧过七岁生日时在长沙起义。事泄,黄兴逃亡日本。
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,黄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,大力支持孙筹组革命组织同盟会,成为会中仅次于孙的领袖,随后即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革命分子、组织武装起义。曾先后参与或指挥了萍浏醴、钦州、防城起义,镇南关,钦州、廉州、上思,云南河口、广州黄花岗等民主革命起义。
黄兴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甲戌(公元1874年)九月十六日,折算公历则为十月二十五日,比孙中山小八岁,比宋教仁和蔡锷大八岁。
说来也是一种巧合,他的一生好像都与十月有关。生于10月,殁于10月,成功于十月(10月10日武昌起义),得病也是十月。他死时才四十三岁,属英年早逝,实是国家损一栋梁之才。
黄兴病逝后,十一月一日孙中山致函海外各支部,通告黄兴逝世。
文曰:“启者:黄克强先生自创同盟会以来,与文共事奔走,艰难迄于今日,凡我同志谅均知悉。前月国庆日,突患胃中血管破裂之症,吐血数盂,晕绝经时,即延德国医生克礼氏诊治,据云,尚可无碍。嗣后胸膈仍觉饱闷,至上月下旬,更发现肝部肿大之征候。三十日下午五时,忽又吐血不止,势极危急,由医注射,暂且止血。三十一日早二时,突再吐血,医再注射,旋即脉停气绝不可复救。呜乎哀哉!以克强盛年,禀赋素厚,虽此次讨贼未得比肩致力,而提携奋斗尚冀诸异日。遽此凋谢,为国为友,悼伤百端!谨告诸同志鉴察之。孙文启。民国五年十一月一日。”
黄的噩耗传到日本,病中的蔡锷为之痛哭,他的挽联是:
以勇健开国,而宁静持身,贯彻实行,是能创作一生者;
曾送我海上,忽哭君天涯,惊起挥泪,难为卧病九州人。
另一位和黄、蔡唱反调,可是他们私交却极莫逆的人,就是洪宪六君子之首杨度挽黄联云:
公谊不妨私,平日政见分驰,肝胆至今推挚友;
一身能敌万,可惜霸才无命,死生从古困英雄。
十一月一日,孙中山和唐绍仪通电全国。
函曰:“克强先生交游满天下,车笠之盟,缟紵之好,究有为仆等所未悉者。代主丧务,勉持大体,征名遍讣,恐有未周,诸祈见谅。”
北京方面国会特休会一日,下半旗一日志哀。
十一月二日北京政.府令:
“上将黄兴缔造共和,首举义旗,功在国家,薄海同钦,……派王芝祥前往致祭,给致治费二万,丧葬事宜由江苏省长齐耀琳就近照料……。”
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吗?护国讨袁第一大功臣的蔡锷,在黄兴逝世后八天病逝于日本。
护国讨袁时,蔡锷在军中已积劳成重病,主要为喉疾。民国年六月二十八日他由永宁启程,二十九日抵大洲驿,七月一日抵泸州,这时蔡的喉疾已非常严重,到了不能讲话的地步。
在泸州请了一位德国医生阿密思替他诊视,服药无效,又加上肺叶肿痛,滴水难入,体温高达三十九度,夜不能寐。
蔡锷是个责任心极强人,虽然在病重之中,仍觉得军队的欠薪,四川的善后都是必须尽快解决,非他本人处理不可。仍抱病坚持任事,他也确有许多未了之事。
七月四日,段祺瑞特派法国医生赶来泸州检治蔡的喉疾。法国医生检视后认为:喉病延误过久,声带已狭,病况严重,非迅速赴上海或日本就专科医治不可。
蔡锷的最可贵处在于从不居功。袁世凯死后,蔡功业盖世,名满天下,然而他却不汲汲于名位权利。对于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,这应当是最可宝贵的品德。有些人特别贪恋权位,但却虚伪得很,说自己死抓住权力不放是为国为民,是因为离了他不行。其实,我们可以告之这样的人,你真的没那么重要。因为岂不知过分的贪恋权力本身,就是祸国殃民,比如袁世凯之流。
比起袁世凯这样虚伪的人,M国的那个特没谱好像更招人喜欢些,因为他至少不装腔作势,似乎是在明明白白的告诉世人:“我就这么的不是东西!”
从以下面两则电报,可见蔡锷的伟人情怀和人品:
七月十七日蔡电唐继尧:“滇、黔此次起义,悉索敝赋以赴国难,虽达拯渊救焚之志,已陷额烂头焦之势,在我军应亟谋善后以图元气之恢复,在政.府及一般人士,浴共和之恩波,饮水思源,对于首义之军,应以安之劳之使之得所。以愚意计之,滇、黔善后尚不甚难,需款亦不甚巨,政.府对我万不致有所歧视,吝此区区而阴相掣肘也。所最宜注意者,我军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,贯彻一致,不为外界所摇惑,不为左右私昵所劫持,实公私两济。……”
七月是九日复唐继尧电:“洽电敬悉,奖饰溢量,感愧奚似。窃意锷前者之出,秉诸良知,今兹之退亦然……今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,飘然远翥,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,直接下一针砭,为后来留一榜样,未始非善。而锷处地位,纯系带兵官,战事既了,即可奉身而退,斯亦各国所同然。务望蔩公为大局计,为友谊计,切电在川滇军各将领,以后一切善后问题当完全负责办理,俾锷得以克日东渡。……”
七月二十一日蔡锷率幕僚数人,轻车简从赴成都。在途中接到湖南耆宿父老敦请他督湘的电报,他分别回电辞谢。
八月一日蔡锷入成都,抱病就任四川督军,成都人民拍手称庆。
这时的成都,因为兵连祸结,人心浮动,物价飞涨,币制不稳。蔡锷接任督军后,物价立即回跌,钞票价值上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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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中有五老七贤不远数百里赶来成都,愿任顾问。
“五老七贤”是泛指光耀在四川的一个传统文化群体。他们继承巴蜀文化的优秀传统,有前清状元、进士、举人、知府、翰林、御史;有”一生不做官,桃李满全川”的教育家。“曾为政者,清廉刚正,循声卓著;为教者,扶掖后学,培育英才。德才兼备,经世致用,广植桃李,嘉惠士林,使‘蜀学’在国内产生深远影响”。
总之,“五老七贤”是一群没有实际官职而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遗老闲人。这如同古代“商山四皓”、”会山五老” 、“竹溪六逸” 、”竹林七贤”一样。至于他们当中,哪几个属于“五老”, 哪几个又属于“七贤”,则是没有严格而明确区分的。而且实际归入这个行列的人数,往往也并不止于十二个人。
清末民初,成都汇集了大批文人学士。他们中的不少人受到主持川政者的礼遇,其中的佼佼者都被尊称为“五老七贤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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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体上说来,主要人物有赵熙、颜楷、骆成骧、方旭、宋育仁、庞石帚、徐子休、林山腴、邵从恩、刘咸荥、尹昌龄、曾鉴、吴之英、卢子鹤、文龙等等。
八月三日蔡锷电保周道刚为川军第一师师长,熊克武以师长兼重庆镇守使,刘存厚以师长兼川边镇守使,尹昌衡为政务厅长。
蔡锷抵达成都后,他的本意只是象征式接受任命,加以他的喉病和肺病都日益严重,便于八月五日致电北京段祺瑞总理。
电云:“川为繁剧区域,非孱弱病躯所能胜任。况锷于起义之初,曾声言于朋辈,一俟大局略定,即当幡然引退,以从事实业;今如食言,神明内疚,殊难自安。伏请代陈大总统俯鉴微忱,立予任命,抑或以罗佩金暂行护理。”
八月七日黎元洪准予辞职。八月九日由蒋方震(百里)陪同,启程离川,动身之前留文告别蜀中父老。
文云:“锷履蜀士凡七阅月矣。曩者驰驱戎马,不获与邦人诸友以礼相见,而又多所惊扰,于我心有戚戚焉。顾邦人诸友曾不我责,而又深情笃挚,通悃款于交绥之后,动讴歌于受命之余,人孰无情,厚我如斯,锷知感矣。是以病未能兴,犹舁舆入蓉,冀得当以报蜀,不自知其不可也。乃者视事浃旬,百政棼如,环顾衙斋,森肃宾从,案牍药炉茶鼎,杂然并陈,目眩神摇,甚矣其惫,继此以往,不引疾则卧治耳。
“虽然蜀患深矣,扶衰救弊,方将夙兴夜寐,胼手胝足之不暇,而顾隐情惜己,苟偷食息,使百事堕坏于冥冥,则所谓报蜀之志不其谬欤?去固负蜀,留且误蜀,与其误也宁负。倘以邦人诸友之灵,若药瞑眩,吾疾遂瘳,则他日又将以报蜀者补今日负蜀之过,亦安其不可?锷行矣!幸谢邦人,勉佐后贤,共济艰难。锷也一苇东航,日日俯视江水,共证此心,虽谓锷犹未去蜀可也。”
蔡由成都启程,先至重庆,稍作逗留,便换乘轮船顺流而下。他到宜昌时,碰见了从四川退出的陈宦。
陈宦在四川任上,遵循袁世凯的旨意,打压四川地方政治势力,为袁世凯控制四川铺平道路,导致四川各派政治势力均对他恨之入骨。他所以被迫离开四川,与此肯定不无关系。而以冯玉祥为首的北洋军按兵观望、不肯为他出力,甚至想取而代之,以及护国军救援不力,也是陈宦被迫向周骏投降离开四川的重要原因。
这时陈已辞去湖南督军,并把他所率领相当于一个师的军队解散。蔡、陈本是好友,旅途得遇,相见甚欢。
蔡邀陈同轮赴汉口,陈感觉到和蔡同行,一荣一辱,实在没趣,因此婉言谢绝。
蔡锷由宜昌乘大元商轮于八月二十六日抵达汉口,湖北督军王占元派楚信、楚义等巡防舰驶往武昌上游迎接,各机关、各团体欢迎人群分乘小轮在江中把大元轮围在垓心。
王占元希望蔡能在武汉多停留几日,蔡则坚决辞谢,于是王便在楚材舰上大张筵宴,盛大款待蔡和他的随行人员。蔡并未登岸,当天晚上就换乘江裕轮继续下驶。
八月二十八日蔡锷抵达上海,下榻哈同花园。他不愿人们把他当成一个伟大人物来欢迎,设法把自己隐密起来,仅到礼庐拜会恩师梁启超。师生二人情深谊重,把臂欢谈、不胜感慨。
段祺瑞电请梁启超转劝蔡锷到北京西山疗养,不必远渡日本。蔡锷或许对先前前袁世凯召他去北京,便成为政治俘虏的往事心有余悸,因此推托说:北京繁嚣,不适宜于养病。
九月八日蔡由上海启程赴日本。抵神户时,日本记者群趋访问。蔡以手指喉,不能作答,由蒋方震代为接待。
蒋说:“将军之病,由于袁世凯而起,纳溪之战,将军语言艰涩,到沪州时全然不能发音,七月廿日由叙府赴成都,勾留九天,病情更加转剧。黎、段劝将军移居北京西山静养,将军以不能杜门谢客为虑,所以决计来贵国就医。”
蔡锷的喉疾和肺病,因拖延过久,抵达日本后已是病入膏肓,群医束手,无药可医。
十一月八日,蔡自知已无时日,请左右扶起看着窗外,黯然对好友蒋方震说:“我是不行了,我不能死于对外作战的疆场上,真是死不瞑目,我死后有一事想拜托兄。”
蒋问是何事?蔡已无气无力,喘息地说:“千万薄葬,让我九泉无憾!”
蔡回到病榻,即请蒋方震代笔遗电:
一、愿我人民、政.府协力一心,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;
二、意见多由于争权利,愿为民望者,以道德爱国;
三、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,恳饬罗、戴两君核实呈请恤奖,以昭奖励;
四、锷以短命,未克尽力民国,应行薄葬。
就是这一天,这位一代伟人,视富贵如浮云,功成而不居的护国元勋蔡锷将军与世永诀了。他离开这个世界时,年仅三十五岁。
蔡锷去世后,举国震悼。